王云五一失足成战犯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是负面色彩较浓的人物，年轻人对他了解不多。在１９４８年新华社发布的４３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１５号战犯。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商人。虽然那些年文化商人地位看涨，但在中国社会里拿笔杆子的文人仍会有所保留。这就是王云五的尴尬处。

    王云五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１４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他生性好学。当时上海学英文之风很盛，王就白天当学徒，晚上到夜校学习英文。４年后，他就开始陆续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社、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地方教英文了。好比现在夜校毕业的学生忽然到新东方学校当老师。而在王云五的学生中，居然有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等一批著名人物，那时他才是个１９岁的年轻人。胡适说过：“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

    更神的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按揭买房买车，只是用来购置大件生活资料。但１００年前，１７岁的王云五却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３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通读一遍了。

    这样的人似乎命中注定要起来。１９１１年中国革命爆发，香山县的旅沪同学设宴欢迎同乡孙中山的回国。年仅２３岁的王云五作为宴会主持人，其才学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由此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等职。

    上世纪２０年代初，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当时在北京教书，他见编译所所长薪水不及教授丰厚，便以个性不宜加以推脱，自认为不擅长管理工作，便推荐了王云五。王进入该馆后，据说工于心计，为人圆滑。据言他一面百般取信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等人，一面又利用一切手段打击馆内的进步分子。对工会组织的罢工，他有一套处理办法。因此很快当上了编译所所长兼总经理。据说，他在主持工作期间，经常把编译所员工的集体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这样的人注定要进入国家上层。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商务的业务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从１９３８年７月到１９４６年６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这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据说“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

    １９４６年５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成了国民政府大员。他说自己“来自民间，最知民间疾苦”，并以经济管理专家自居，标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内战造成的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王云五根本无力回天。

    １９４８年５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蒋介石力图挽救危机，指示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８月１９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限制物价，以行政命令抢夺人民手中的财富。发行金圆券不过３个月，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形同废纸，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破产。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