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

  作者简介
 
  　孙世清 男1930年出生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安固村，现年73岁，1947年9月1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第四野军四十六军一三八师四一二特务连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
　　在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英勇作战，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辽沈战役中，攻打锦州，追击敌人至营口；平津战役中， 攻打天津，追击塘沽，和解放北平，改编了傅作义旧军队。渡江战役中，先后收复平江、通城 ，和平解放长沙。
　　抗美援朝战争中，头顶敌机的疯狂扫射与轰炸，参加机场抢修工程，其中抢修过四个机场，三个机场是立体大战，排除数枚定时炸弹。
　　个人战绩突出：抓过俘虏，背过伤员，救过急性病员，炸过观音洞，当过模范班长；第一次普选时，当过击度帽亏山中朝联合空军总后勤部的军代表；荣立过两次三等功，两次下江南，三次抗美援朝。授予过解放东北纪念章、解放华北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收复朝鲜失地一周年纪念章、朝鲜解放纪念章，公安部授衔时，被授予解放战争二级金盾。
　　对于这些艰苦的经历和显著的功绩，孙士清心态平和。用他自己的话讲：这是我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军事团领导下，伟大人民的支持下，贡献的微薄之力，沧海中的一栗，烛光中的一芒。
                              正文
　　我是一个放羊的穷孩子，是党从苦难中救了我，是革命战争锻炼了我，在我蒙受冤屈的时候，是邓小平同志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又有了人的尊严，有了共产党员的骄傲，享受到了金色的晚年。回想这一辈子的坎坷人生路，我真有千言万语要对党说，我要向党唱一支心中的歌！
　　我没有多少文化，笨嘴拙舌，即使是能用笔在纸上说几句话，也是在革命大学里学的。写文章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会一下子写出这么多的文字！但我写出来了。我用党性保证，我写的句句是实。
　　谢谢县政协文史委员会能把我写的这些话上书，谢谢尊敬的读者肯读我的故事。
　　一、 翻身参军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我的家乡平谷县夏各庄镇安固村地处半山区。村北是平原，村南是山。旧社会，平原上的好地，都是村里富裕人家的；穷人家们种的都是祖祖辈辈一镐一镐的刨出来的山坡地。我家种的也是一块山坡地，是父亲和哥哥刨出来的。破山坡子缺水少肥，黑汗白流的一年干到头，打下的粮食不够半年吃。每年就多种些黄豆和黑豆，做豆腐卖，豆腐渣留家里吃。做饭时，将豆腐渣往锅一倒，再掺上不丁点小米饭一炒和，全家就吃这个。到了最艰难的日子，连豆腐渣也吃不上了，光靠吃野菜度日。我和我妈天天到几里地远的山上去采野菜，回到家中择洗净后，放到锅中熬熟再用水泡泡就吃，父亲和哥哥下地回来也是这锅菜。起初家里还有点自家做的黄酱拌着吃，后来黄酱没有了，只好蘸点咸盐水吃，没几天咸盐也没有了。一天熬完菜后，我看见妈急得来回打转转，实在没咒念了，就把盛咸盐的小布袋倒过来，使劲往锅里拍打，后来干脆将小布袋搁进了锅里。说妈您往锅里搁那个小布袋干啥呀？妈说，横有点咸味儿呀！当时我虽然还不太懂事，但也直感到心酸。
　　定固村南八里有座山，叫大黄崖峪。我和哥哥、父亲在这山里刨出了一大片地，还盖了一间小草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日本鬼子占领平谷县城后，在安固附近的夏各庄、稻地、东高村等地都修了炮楼，一到白天，县城里的鬼子就和各处炮楼里的鬼子相互呼应着出来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村民们天一亮就得跑反，拿点干粮躲进山里。知道我们在大黄崖峪盖了房后，乡亲们就常躲到这里来。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抗日工作人员和村干部也几乎都到大黄崖来藏身。天黑后才下山去下地雷、挖公路、拉电线，进行抗日活动。大黄崖峪成了个抗日根据地。大黄崖峪是干山，没有水，吃水得下山到村里去驮。这驮水的活都是我去干。那时我也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每天一黑天，我就骑着驴从山上下来回到村里，第二天天不亮就备牲口到井沿去灌水，赶在天亮前驮到山上去，唯恐天一亮日本鬼子围住庄驮不成水。冬天井沿儿冻挺厚的冰，走在上边又光又滑，提心吊胆的。用水梢从井里把水拽上来，再往驮梢里灌，溅到身上的水立马冻成冰。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也从没误了驮水。形势一紧，乡亲们黑夜也不敢回家，坝墙下、树底下、石棚下，住的都是人，最多时有几十口。这时一驮水不够吃了，我就得加班，一夜下去驮两驮水。
　　为了坚壁清野，不让敌人抢去，乡亲们把粮食和其它物资也都运到大黄崖峪藏起来。我们那间小草屋周围，这一子，那一囤的，都是乡亲们藏起来的粮食。八路军的衣服、鞋、袜子等抗日物资，也不只一次地转移到大黄崖峪来。这些军用物资都是黑夜转来，不管啥时候到，我哥哥我们俩全都即刻背到山上大石洞里去，洞口再用大石块一砌，一不能叫它漏雨，二不能叫它暴露目标。就这样，一直到日本投降，在大黄崖峪这个大山沟，没损失过一粮、一物、一人。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平谷。1947年，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这年冬天，家乡实行土改，穷人翻了身，我家也分了房子分了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中国，村里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军，我那年17岁，二话没说，跟上队伍就走了。我们踏着冰天雪地，顶着刺骨寒风一直向北，经建昌营出了喜峰口，进了深山老林，天气更加寒冷，我们脚踏着冰雪，头顶着冰霜，连眉毛都是白的了，身上的棉衣被汗水浸透，也都冻成了硬帮帮的“盔甲”，一伸胳膊，就听到冰碴“喀喀”响。
　　到了东北，我被补充到九纵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特务连。
　　东北是我国的重要门户，那里有肥沃的黑土地，有较强的工业基础，还有勤劳朴实和不屈的人民。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首先战了东北，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抢先空运重兵到东北；因此，上级总是对我们讲：要解放全中国，就得先解放东北。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我东北野战军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靠着小米加步枪，消灭了大量美式装备的蒋匪精锐部队，迫使敌人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的大城市里。1948年9月12日，全歼东北守敌的辽沈战役打响了。
　　二、 坚守北大山
　　北大山是锦州的一道天然屏障，必须首先消灭北大山守敌，巩固住阵地，方可打通进攻锦州的通道。1948年9月12日夜里，我部为了迷惑敌人，以绝密军事大演习为名，西渡大凌河，切断了义县守敌与锦州的联系。攻打义县的友军一到，我们便顶雨从义县的黑窝子村出发，经白老虎沟西进，一路猛追猛打，忘记了饥饿与寒冷，一直打到锦州北大山观音洞。
　　观音洞是一个很深的大石山洞，就在北大山主峰的悬崖绝壁下，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敌人在洞外建了两层房子，派了一个营的重兵把守。因为没法从正面进攻，我们只能从两侧向山上开火，一直打到天亮，也没将阵地拿下，敌人躲进山洞继续顽抗。团长命令我们工兵排到老乡家去找绳子，然后将找来的绳子拧成又粗又长的大绳子，在大绳子的一头，捆上一个三十多公斤重的大炸药包，里边装上一大把雷管，计算好时间后安上导火索。点燃导火索后，我们排长拽着绳子，将炸药包迅速放下山崖。时候不大，就听到一声山崩地裂般地巨响，火光和浓烟腾空而起，守在洞口的敌人全都见阎王爷去了。观音洞的守敌害怕了，天黑以后，大部分从下面悄悄逃窜了，剩下的一小部分，天刚蒙蒙亮就向我们喊投降。当时我们正在前沿道口监视着崖下观音洞的守敌，听到敌人的喊声后，我就叫班长，告诉他下面的敌人喊投降呢。班长说投降好，我们宽大俘虏，你叫他们放下武器，举着两只手，从西边小山谷上来。我奉命一喊，敌人们就都举着双手，乖乖地上来了，糙糙一数三十多口。我问他们，你们就这些人吗？他们说，别的人都跑了，我们这几个人没能跟上去。
　　我把投降的敌人交给班长，将子弹顶上膛，上好刺刀，就手提枪下去了。走进下边的院子一看，横躺竖卧的，满院子全是敌人的死尸。一路走去，一直到大石洞口，脚脚碰到死尸。在大石洞口的一个碎石头堆上，趴着一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军官，我用手一扒拉他的脑袋，耳朵、鼻子往外冒血，眼珠子舌头流出大长，我心里说，这是我们下的炸药包震的。我将大盖帽从他脑袋上拽下，撕下帽顶布装在兜里。打完锦州后，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我叫房东大妈用这快帽顶布，给我做了一个小铁碗套，它伴随着我南征北战，一直使到长沙解放。
　　越过碎石堆，我又往前走了两步，往石洞里一看，吃的、用的、还有各种武器，抛得乱七八糟。别的东西我都没看重，我就看上满地的掌手雷了，因为我们班里没有这武器。我把枪背上，捡了一大兜掌手雷，手提着高高兴兴地上到洞顶上去了。老远就叫，班长，您看我从洞底拾来的这一大兜掌手雷！本来我想我们班长得挺高兴的，谁知他一瞧见我提着掌手雷就发火了，他说你拾它干吗呀，这么多的装备还不够你背的呀？赶快送回去！他还叮嘱我，别扔，慢慢放。我只好又到洞下边去了一趟。
　　紧接着，我们在一块大连山石底下挖了一个山洞，团指挥所就设在这洞里，指挥全团两翼部队，坚守北大山。
　　我们特务连各排每天各派一个小组，轮流在团指挥所值班。这天，轮到我值班，早上一到指挥所，就听团长命令通讯员监视敌人飞机场的活动情况。11点钟左右，通讯员报告说机场上降落30多架飞机了，团长马上拿起电话，命令炮兵连长，瞄准飞机场，准备打飞机。稍停了停，团长又问炮兵连长，准备好了没有，炮兵连长说准备好了，团长便斩钉截铁地说，我命令你们全连向飞机场开炮！我们团的12门迫击炮便一齐开了火。前三发炮弹落在了机场北边，没打中目标，却打草惊蛇了，敌机一架接一架地起飞了。团长急眼了，眼睛监视着机场，嘴对着电话大声喊，赶紧加药包！赶紧加药包！炮弹才一炮接着一炮地接近目标。我们眼看着有一发炮弹命中了敌机的座舱，呼地一下子起了大火。
　　已经起飞的敌机一直奔我们守的山头扑来，团长命令炮兵边赶紧转移阵地。团长的电话刚撂下，城里敌人的榴弹炮，就雨点似地朝我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打来了，原来他们从炮声中，摸到了我炮兵阵地的位置。30多架敌机也轮番向我们守的山头上投弹扫射。刹那间，满山炮声震耳，土气狼烟，炸飞的石头块顺着山坡往下滚。团指挥所幸亏是选择在大连山石底下，没受到损失。炮兵连阵地就在团指挥所不远处，连人带牲口受损失不小，有一头经过八年抗战的驮炮弹的骡子，就在这次轰炸中被炸死了。
　　当时的环境是十分艰苦的。因为白天不断打仗，送饭的上不来，战士们就只能吃炒米就凉水，盼到天黑了，大师傅才能从后山爬上来，用雨布兜来点小米饭和凉水。最可怜的是我们这些会吸烟的战士，白天利用战斗空闲时间，用手抠一点儿坡上的石花（苔藓）装在兜里，等天黑了，为了不暴露目标，几个人围在一起，用纸卷上石花，点燃后轮流着吸一口，冒冒烟就算过烟瘾了。虽然环境如此艰难，可战士们不但没有丝毫的厌战情绪，反而越战斗志越高，每天一天黑，我们还要在阵地上开娱乐晚会哪！
　　在我们坚守北大山阵地的半个月时间里，敌人每天都要动用飞机大炮对北大山轰炸一次二次的，还要组织整营的重兵进行反扑，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但是，在我部的英勇还击下，敌人一寸阵地也没有夺回去。
　　三、攻克锦州城 
　　我军将锦州外围的敌人吃掉后，便开始做总攻锦州城的准备工作。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上级命令我们转移阵地，到锦州北城根儿下去挖交通壕，给总攻打好通道。
　　当时，北城根儿外还控制在敌人手里，我们要到城根儿下去挖交通壕，首先得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就是护城河。敌人在护城河的上游，用几挺水压重机枪和迫击炮封锁住了河道。过护城河时，尖刀连在前面开路，我们排紧跟在尖刀连后面，电话组在我们后面。刚一进入河道，敌人的机枪就像刮风一样嗖嗖地打过来，紧接着嘎地一声，打过来一发迫击炮弹，正好落在电话组当中，把电话组的三名同志给炸倒了。我们排长一个匍匐前进，一把将电话组的小李子拽起来，叫我，孙世清，快来！你把他背下去，赶紧送到山后边临时收容所！也是急的，小李子比我还高，可是排长把他往身上一捣，我往下一哈腰，就把他背起来了，一口气就跑出了河道封锁线。刚一进入河道外边的大土沟，又是一发炮弹落在沟沿上，土块砸在我俩脑袋上。小李子有伤受不了，疼得唉哟唉哟直叫。我说忍着点，一会儿就到收容所了，好不容易到收容所了，我把小李子放那块破板床上，卫生员一检查，腰部炸伤一大片，就给小李子包扎腰部。可我发现他帽子往外渗血，摘下帽子一瞧，正脑瓜顶上还有一个大窟窿，扑扑地往外冒白血浆，我就跟卫生员说，我们这个同志伤势很重，赶紧往下转吧，我还得回队执行任务。
　　我顺原道摸了回去，找到我们班，把情况向排长汇报完后，猫腰一看，只见挖战壕的战士们一个挨着一个，一声不响地咔咔地挖着。敌人的炮弹嗄嗄乱炸，子弹萤火虫似地嗖嗖乱飞，可是为了总攻锦州的胜利，同志们将生死两字撇到了脑袋后面，奋力挖着、挖着......
　　10月14日，总攻锦州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我部的突破口在南城，在进攻的道路上，需突破两道防线。锦州城南有两座山，两山之间的凹处，是进攻锦州的唯一通道。敌人在这里布下了第一道防线，动用好几架飞机在两座山尖上盘旋着轰炸，城里的敌人也往这里打炮，到处硝烟弥漫，烟尘滚滚，石块横飞。为了减少伤亡，我们采取了单兵前进的战术。同志们一个个分散来，顶着炮火烟尘猛往前冲，炸倒了拉倒，炸不倒就冲。突破第一道防线后，来到女儿河旁。女儿河便是锦州的护城河，敌人用重炮群和地雷阵封锁住了女儿河，布下第二道防线。敌人的炮弹打过来，不仅炮弹爆炸伤人，还会将地雷引爆伤人。我和同志们一起勇敢地往前冲着，每逢炮弹落在附近时，我便趴进弹坑，等炮弹爆炸后，再接着冲。一路上，不知有多少同志在我身边牺牲了，我只记得我趴进弹坑三、四回，每回都不只是一个人牺牲。借着敌人照明弹的光亮，我看到周围都是死尸，横躺竖卧的。终于踏上女儿河的跳板了，冲过跳板后就跟敌人短兵相接地拼上了。锦州城里到处是枪声、炮弹手榴弹爆炸声，大街小巷的烟尘火药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嗓子眼儿冒狼烟。同志们啥都顾不得了，只顾得猛打猛冲猛攻，抢占了这堵墙接着就夺那座楼，拼了个刺刀通红，不时听到小股敌人喊交枪的声音。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我军终于攻克了铁打的锦州城，全歼范汉杰守敌十二万余人，取得了辽沈战役关键性的胜利。
　　四、营口追击战 
　　打完锦州后，我们团开到锦州城西红罗县。原打算在这里休整七天，谁知刚睡一宿觉，紧急集合号声又响了。全连迅速集合后，指导员站到队前说，东总命令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紧急出击，回师打虎、黑山、营口，阻止敌人，决不能让一个敌人从东北跑掉！指导员讲完话后，我们便带着还没容洗掉的硝烟味儿，出发了。
　　为了不误战机，我们昼夜不停地跑步前进，渴了喝口凉水，饿了揉把炒米，汗水溻得棉衣水泡了似的，大腿跑得木头棍子一样，可没有一个掉队的。有的同志一边跑着就睡着了，当的一声，脑袋撞到前边人的枪上了，机灵一下醒过来，接着跑。有的同志睡着了跑下了道，叭！栽了个跟头醒了，睁开眼一瞧前边没人了，爬起来赶紧追。我们特务连工兵排数我岁数小，我们排长赵维永恐怕我掉队，要帮我扛枪，我对赵排长说，您放心！只要大腿不掉，就掉不了队！就这样追了有两三天时间，到了打虎岭，没有发现敌情，继续往南追。又追了一天时间，到了黑山阻击战的战场，我们看到我军的伤亡很大，担架一个接着一个地往下抬。团长让服务员接通指挥部，请示进不进入战斗，上级回电说，敌人一个军已奔营口逃跑，你们要用强行跑步的速度，争取把敌人阻击在海城。
　　接到指挥部的命令后，我们马不停蹄地继续追赶逃敌。这时我们米袋子里的炒米全都吃光了。累点还好说，肚里没食可真是难受。在一个小村庄，司务长搞了点黄豆炒憝分给大家，后来便吃黄豆就凉水，吃得大家直拉稀跑肚。过了大辽河后，黄豆也没有了，我们司务长搞来了一堆大白菜，让每个同志背一棵，弄得同志们哈哈大笑着说，这回更阔了，连饭带菜都有了，又解渴又解饿！从这以后，我们就跑渴了抠一把大白菜，跑饿了也抠一把大白菜。
　　天黑时到了海城，我们的前卫部队到北街口时，敌人部队后尾刚刚出南街口，我们接着紧追不放。敌人在前面拼命地跑，我们在后头猛劲地追。追了一宿，天亮了，敌人的飞机来了，擦着我们的头顶来回打旋拉黑烟，可不打枪也不投炸弹。为啥？一是我们的前卫部队紧紧咬住了敌人的后尾部队，敌机怕伤着自己人；二是我们穿的是敌人的服装，敌人穿的是我们的服装，它弄不清楚那些是自己的部队。这又是咋回事呢？原来在打锦州时，我们的棉衣、帽子就从北线运到了新立车站，可后来被从沈阳来的二十多万敌人抢去穿上了。打下锦州后，我们没有棉衣了，就只好用敌人的棉衣装备起自己。上级命令，加速前进，敌机如果不打我们，我们就不要开枪打敌机。就这样，在敌机的伴随下，我们扯开大步又猛追了一天，一直追到黄昏以后，才追到营口。虽然已经七天七夜没合眼了，肚子也饿得直提意见，但是为了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我们立即投入了攻打营口的战斗。
　　在营口城外发现敌人的工事后，我们便隐蔽前进，距敌二、三百米的时候，敌我双方就展开了激战。敌人守在一个大土堤上，疯狂地抵抗。我们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机枪、步枪、冲锋枪、大小炮响成一个，子弹、炮弹将天空打得通红。我们团部跟在机枪连的后边，我随着一个重机枪组蹲在一个掩体里，重机枪嘎嘎地朝土堤猛扫，我端着一支步枪朝着目标嘣嘣地打。眼看着敌人顶不住了，滚的滚，爬的爬，开始从土堤往后撤。重机枪组马上前进，步步紧逼。时间不长，大土堤就被我们占领了，敌人撤到了土堤后面的大苇塘里去了。重机枪班长就喊，向前抢阵地！我看人家前进了，也想跟着前进，但是头脑稍微一冷静，马上意识到不行，因为特务连是不能与团部脱离的，侦察、通讯、工兵、电话全是团首长指挥作战工具，特别是在这样激烈的战场上，得随时叫随到，一刻也不能延误。可是趴在掩体里看不到目标了，我就站起身来，把大枪端起来打。我刚站起来，就听在我右后边的指导员着急地喊，孙世清！你娘的！你找死呀？快给我趴下！我这才意识到站起来目标大，容易被敌人的流弹打中，忙又趴进掩体里。后来团部移到了大土堤下，团长就隐蔽在我右后边。我正伏在土堤上，两眼睁得一般大，紧张地盯着面前的战场，忽听团长低声叫通讯员，通讯员说到，团长问他还有马料没有，通讯员说还有点，团长便说给他一把吃。听了这话，我心里百感交集！
　　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用火箭炮阻击我们，一炮连着一炮。在苇塘前的开阔地上，同志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不惜一切代价，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着。后来占领了一个大土窑，团部马上转移到了这里，紧接着，又转移到刚占领的几间民房中。排长派二班长去跟老乡借来了几斤高梁米，熬了一桶粥。然后挨着个的跑到掩体里去，叫同志们来喝粥。等我到放粥桶的小黑屋后，看到屋里有好几个人。跟在后边的排长叫在我前头的刘保卿给他舀一碗，保卿接过排长的碗，伸着胳膊到粥桶里就是一下子，然后使叫，排长，快接着。排长接过碗来一摸，是碗底朝上，一点粥没舀着，再叫保卿去妥，没了。这时，有人来叫排长，说团部奔大苇塘前进了。我们赶紧各就个位，随团部转移阵地。
　　天亮后，我军控制了大苇塘，前边就是敌军的滩头阵地和营口街头了。一营一连尖刀连顶着枪林弹雨，插入敌军心脏，抓住了敌人的首领，逼着他给自己的部队下达了放下武器的命令，滩头阵地便被我军占领了。接着便进入营口城中，收拾继续抵抗的敌人。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剩下的敌人顶不住了，坐上两艘货轮要逃跑，结果一艘逃走了，另一艘被我军打着了。
　　营口战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整整消灭了一个军的逃敌。滩头阵地和大苇塘里，敌人的死尸横倒竖卧，武器弹药扔得到处都是。被我军俘虏的敌人聚到了滩头阵地，将武器放到一边，然后站成方队等候处理。整个滩头阵地上，这一片人那一片枪，那一片枪这一片人，一望无边。
　　进入营口市时间不长，上级就命令我们去武器库挑武器，武器还没挑完，又接到了新的命令，叫我们工兵、侦察两个排跑步去救被打沉的那个贷轮去。这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我们立即集合，朝营口码头跑步前进。到了码头边一看，那被打着的贷轮离港岸有四、五百米远，船上浓烟滚滚，枪炮乱响，鬼哭狼嚎。海面上，浪花一起一伏的有一人多高，一个接一个地扑过来，打得岸边扑扑山响。要想救那船就得先去找船，可是半夜三更的到哪里去找一只船呢？我们转了很久也没碰到一个人，也没找到一只船，只好集合返回驻地。等到第二天天亮，我们找到了船，可那艘被打着的货轮只剩下了一个烧得漆黑的大铁壳了。
　　营口一战打得最出色的就是我们团，一营营长向团首长汇报战果时说，光是打锦州时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就有11个人在这一仗中立了大功。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最大，好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追悼大会上，几位首长都哭了。团政委号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打更多有大胜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五、 围困天津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平津战役又拉开了序幕。我们马不停蹄地奔向新的战场。
　　开完大会的第二天，部队就开始进关了。当时正是雨雪交加的天气，一路行军都是泥泞小路，稍不小心就摔个屁股墩，同志们浑身沾满泥水，两只脚就如同脱坯人的脚一般。但是同志介的情绪十分高昂，一气十几天没站住脚，气势磅礴地开进了山海关。到了大路上，就列成四路纵队前进，一边行军一边唱歌，大声地喊口号：“打到平、津去！”“活捉傅作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四野进关，好似猛虎下山！一路上歌声嘹亮，口号震天。
　　为了防止敌人逃跑，我们团以迅猛之势到了唐山一带，直插玉田，占领了军粮城火车站，切断了天津至塘沽的去路。然后，沿着火车道直奔西插，逼进到飞机场、灰堆以南地区，上级才命令我们停止前进，抢修工事，准备战斗。果然，工事修完后没过半天时间，敌人的军列就呼呼冒着黑烟，从天津城里直奔我们的伏击线冲来。连长命令，全体同志要注意听指挥枪，指挥枪不响，谁也不许开枪，等火车开近一点再打！眼盯着火车冲过来，不过二、三百米远的时候，连长砰的一枪，步枪、机枪、迫击炮全都瞄准火车头开了火。火车疯了似的顶着枪炮，咣当咣当叫着继续往前冲。眨眼功夫，就到我们的阵地跟前了，我们手中的各种武器便全都开了火，冲锋枪、六零炮、掷弹筒一阵怒吼。火车头前的道轨上炸成了一团火球，浓烟滚滚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敌人的军列实在是寸步难行了，这才停住，呼呼地叫唤两声，倒退回去了，再也没出过天津城。我们开始打飞机场，打灰堆造纸厂，肃清敌人城南爪牙，逐渐缩小包围圈。
　　我军将天津城围得水汇不通后，就开始做总攻前的准备工作。团参谋长石达银给我们布置任务时说，你们工兵排的任务是架桥，总攻时将坦克车开到前沿阵地掩护你们，只要你们将护城河桥架上，让尖刀连通过去，就给你们每一个人立一大功。在围城这段时间内，我们就全力以赴地准备架桥材料。架桥的材料就地取材，用附近就在的苇子。每天吃完饭后，我们就捆苇子捆儿，每捆苇子一搂多粗，要捆得结结实实，两个人头朝外躺在苇子捆儿两头，用大腿夹住苇子捆儿，来回滚出几十米都不能散。这样才能保证在敌人的炮火下将苇子捆儿运下去。
　　侦察排每天黑夜出动，捉舌头摸敌情。这天早上打饭时，我们碰到侦察排的同志，一边走一边聊起话来。侦察排的同志说，他们夜里摸到敌人阵地前喊话：蒋军兄弟们，赶快投降吧！你们被我们包围了，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喊完了话，敌人反问：你们是戴皮帽子的还是戴布帽子的？侦察员说是戴皮帽子的，对方就立刻老实了，不再吱声，也不打枪。原来敌人都知道，戴皮帽子的是东北野战军，特别英勇善战，所以一提起“戴皮帽子的”，敌人就像惊弓之鸟，个个胆颤心惊，如同耗子见了猫。
　　六、血战天津
　　我军将天津围困了十几天，肃清了周围的敌人之后，就开始了总攻。
　　东北全境一解放，天律的守敌就日夜在城的四周布防，筑碉堡，设路栅，拉铁丝网、电网，不管是军用车还是民用车，天天往城外拉地雷，地雷的种类很多，有踏火的、拉火的、硫酸的，还有甩发火的，在城的四周布下了地雷阵。当时城里的人都说，天津是铁打的，固若金汤，谁也休想打进去，
　　1948年1月14日上午10点钟，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了。我们的任务是从天津城西南打开突破口。这里是一片开阔地，敌人埋了大量的地雷，战防碉堡里驻守的是敌人最顽固的一个“精锐兵团”。总攻的枪声一响，这片开阔地上便是枪炮齐鸣，浓烟蔽日，血肉横横飞。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敌人的地雷阵中一寸一寸的艰难地前进着，不知那一脚踩在地雷上，就光荣了，不死也得缺胳膊断腿的。我眼见着冲在我前面的一个战友，一脚踩在地雷上，被炸倒在血泊中。随后，担架队的两个同志就跟上来了，把担架往躺在地上的那个同志身边一顺，将他往上一推，抬起来就要跑。可跟前还有一条被炸掉的大腿，他们慌乱中没看见，我便说，慢着！这还有一条大腿呢！抬后手的那个同志转过身来，抱起那支断腿放到但架上，这才抬走。沟西沿上有一座守敌的碉堡，为炸掉这座碉堡，牺牲在碉堡周围的同志都摞成垛了。特别在东面和南面，牺牲的同志更多。北面是碉堡的出入口，一位工兵干部抱着炸药包爬到碉堡北面入口处时，被敌人发觉给打死了，人倒在了碉堡门口，炸药包还在怀里抱着。后来，凡是从他身边冲过去的同志，看到我们这位英雄，无不肃然起敬！
　　我当时是第二梯队的，当第一梯队打开突破口以后，我们第二梯队就紧跟着从尖山子往里剖。总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块三角形红布条，一雨宽一寸长，一律钉在兜口小盖头里面。这是跟城里地下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约订的接头暗号。我们冲进突破口后，一边打一边往里冲，满街筒子的血腥味、硝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一直打了一夜又一天，傍天黑打到一个丁字街时才停火。丁字街北面是英国在饭店，再往前是日本大楼。日本大楼也被炮火打着了，火势很大，呼呼直响。英国饭店顶上的旗座，也被我们炮兵的穿甲弹给穿了个大坑。我们特务连停在英国大饭店底下，拿出冻得梆梆硬的烙饼就啃。有的人还叨咕着，这回你英国人别想再说“华人与犬不得入内”了！英国饭店的人看到我们吃冻烙饼，就叫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给我们送下来一大铁壶开水。我们接过铁壶正在往自己的水壶里倒，从丁字路口西街的一个大门里，突然冲出一个人来，手持一根大木棍，噌噌几步跑到我们面前，掀起左兜盖露出三角红布条，我们也把左兜盖一掀，跟他对上了暗号。那人一见暗号对上了，就急火火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能在这停步，这丁字街东南角大院里头，有一个大地堡，驻着一个加强排的人，还一枪没放呢！我们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连长，连长说，侦察排一班去，把他们解决喽。侦察排的同志们到那一枪没放，一喊话，敌人就投降了，举着双手从地堡里走了出来，一般四十多口。地堡里的轻重武器全都被我们缴获了。如果没有工人纠察队员的报告，敌人要把机枪往北一顺开了火，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同志们都十分感激天津地下党同志。
　　吃完冻烙饼后，我们继续向前推进，一直打到解放大桥那儿，才与友军会师。
　　天津解放啦！我军歼灭天津守敌十二万，活捉了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陈长捷。天津不可攻破神话，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成为泡影。
　　七、 解放北平
　　天津城里的枪炮声停熄后，天已黑了，我们班住到解放大桥对面的一个商家。主人烧了热水，让我们烫完脚后，又摆上了一桌子饭菜，香喷喷的菜味儿，势腾腾大白馒头真馋人哪！可是每个同志的脑子里都时刻记着八项入城守则，决不能吃老乡的一口东西。我们全班同志咽着唾沫谢绝了主人的好意，连筷子也没摸，就让主人收拾下去了。我们借老乡的炉子烤了点冻烙饼吃，就打算在这暖呼呼的屋子里美美地睡它两天，谁知还没容上炕，紧急集合号又吹响了，我们赶紧着上装往外跑。霎时全连集合完毕，指导员站到队前讲话，同志们累不累呀？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不累。指导员说，不累？好，嘴跟心不一样，累也说不累，这就对了，这就是我们八路军的硬骨头精神。打完锦州我们只休整一天，就开始追击营口，打完天津咱们半天休整时间也没有了，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出发，奔袭塘沽。塘沽的敌人要逃跑，同志们说能不能让敌人跑掉哇？不能！好，大家把装着好，鞋带儿系好，向右转，跑步走！连夜就往塘沽前进。
　　到塘沽时已是第二天黑夜了，谁知敌人的碉堡里、掩体里都空了，跟老乡一打听，才知道狡猾的敌人从水路上逃跑了。这时天亮了，我们又接到上级命令，赶紧往回开，走了一天到达目的地，住到一个小村庄里。同志们烫完脚吃完饭就上炕睡觉，这一觉睡得那叫一个香，真是一宿顶十宿。第二天天刚亮就吹响了打饭号，吃完饭就又紧急集合，指导员继续说，这回我们白跑了一趟腿，没打着仗，大家感到惭愧是不呀！同志们大声说，是！指导员手一挥接着说，不要紧，上级又来命令了，交给我们一个又大又艰巨的任务，打北平！哗的一声，队伍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指导员说，打锦州是我们，打天津是我们，打北平还是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决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指导员讲完话，我们就又出发了。
　　浩浩荡荡的队伍分成四路纵队，直奔北平进发。到霸县时，上级下令暂停，驻在了小辛立庄，过完春节后，开到了雄县，又接到命令，说是北平傅作义派代表出城与我军正在进行谈判，命令我们枕戈待旦，就地修工事，防备敌人变心突围。原来我们打完天津后，东总调了四个军的兵力，将平汉、平蒲、西线围得水泄不通，傅作义成了瓮中之鳖，不得不与我军进行谈判。
　　时间不长，北平傅作义的部队开出了城，驻在我军所限制的范围内，周围全是我们的部队。我们连驻的村子与敌军相隔不过二里地，白天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在村头上抓鸡、逮猪吃。上级教导我们，一天不他们改编过来，一天就是我们的敌人，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决不能掉以轻心。改编进行半个多月，我们监视了敌人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虽说没打仗，可以打仗还紧张，因为敌人有二十多万人，还掌握着武器，我们又是第一线，丝毫不能松懈。白天我们蹲在工事里监视着包围圈内的敌军，黑夜加岗加哨，另外还要加小哨。晚上吃完饭点完名后，同志们个个全副武装在身，时刻准备打仗。每隔二、三个小时，就要来一次紧急集合，恐怕同志们睡得过沉，敌人摸上来造成损失。
　　改编是这样进行的：先是让傅作义部队的指挥官逐级上调自己部队下的军官（一直到连、排长为止），将这些军官调进我们的集训队，然后，士兵按约定好的时间地点，全副武装列队等候我们接收改编。我所在的特务连编入了他们的一个特务连，返回我们的驻地后，双方共同生活了一天，晚上紧急集合点名，改编士兵私人的东西带好，武器一律不许带。我们每个班留一名党小组长，将他们的武器收拾到一起保管好。点名后，改编士兵由我们的一名副连长带走，通过学习，接受我们的政策教育后，才能正式编入我军。
　　北平和平解放，改编完傅作义的部队后，我们又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八、 南下路上
　　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直奔华中南、两湖、两广至云贵，消灭白崇喜。我们由河北雄县出发，一气走了四十三天，到了湖北的孝感县车站。这一路上，同志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所到之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欢迎的笑脸。路过城镇时，当地群众夹道欢迎，还过节似地走起了各种各样的花会，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尤其是路过河南省，乡亲们还给准备了好多的水果，摆满大道两旁。那些热情的老大妈，一把拽住我们的同志，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装花生。乡亲们还挥手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下江南！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就叫是军民一条心，百万雄师大进军。
　　我们在湖北孝感县车站暂停了两个星期，等待装备。这时，武汉的敌人逃跑了。我们配备好装备后，便开始追击逃敌。同志们又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
　　这时正是七月间，气候炎热，雨水连绵，好不容易晴天了，太阳一露头就如同下火一样。同志们的衣服不是雨水淋就是汗水溻，总之没有干的时候。身上背的米袋子都发成了坨，背的鞋都直招绿豆蝇（因为当时的鞋都是乡亲们用浆糊和布片打好隔褙后做的布鞋，浆糊一着水就发臭）。我们大部分是北方人，本来就水土不服，吃的又是半生不熟连发性味带汗性味的小米饭，别说菜，就连个咸盐粒儿也没有，喝的是路边的生水，闹得很多人拉稀跑肚，体质下降。路也不好走，都是些深山老林，羊肠小路。湖北与江西搭界处的天岳关摩天岭，当地老乡叫四十八盘，一盘就是一公里。又热又病，路又不好走，有的同志就中暑倒下了，慢性中暑还能抢救过来，若是急性中暑，躺倒就顺嘴往外流白沫子，这样的同志也就完了他最终的革命任务了。
　　开始还是沿途看到别的班的发生中暑的事，走着走着，我们班也有中暑的了。孙福存在打天津时，第一梯队架桥小组成员，是条硬汉子。我俩相距不远，我在他后边，眼瞅着他一边走路一边打晃儿。我赶紧往前跑几步，到他跟前说，你把爆破筒给我吧。他摇摇头说，不用，没事。这时他已经扛不动爆破筒了，将爆破筒的一头拴上绳子，套在手腕子上，晃晃悠悠地拽着走，也不肯给我。我一直担心爆破筒碰到山石上撞响了。到了一个庄头大水坑旁，他晃晃悠悠地就奔大水坑走下去了，我紧跑几步，一把将他拽住，他腾地就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了。我赶紧将他背起来，一气跑到路南一个老乡家的门道，将门板摘下来一扇，一头搭在门坎上，一头放在地下。这时我们班其他同志赶上来了，大伙将他抬到门板上。我又赶紧从老乡家找来一个洗脸盆，打来一盆凉水，把两条毛巾泡湿了，倒换着捂住他的头部，给他降温。班长说，这儿就留下世清一个人，其他人赶紧追部队去。后来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着孙福存。他十点仲左右中的暑，一直到太阳没，才苏醒过来。我把他搀扶起来，着好装，说这回把这个大美式爆破筒给我吧。孙福存这下不言声了。他跟我说，经过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战斗，没屈服过，想不到在这儿被这酷暑给治服了。这时天黑了，我扶起孙福存，踩着坎坷不平的泥泞小路，去追赶部队。我本来个子就不高，再加上照顾自己的战友，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天亮时才找到我们班。同志们一看见我们俩，都高兴极了。班长说，你们俩赶紧吃饭吧，吃完了饭好出发。我们俩也顾不上卸装了，掏出小铁碗来盛上就吃。这十多天吃的都是自己背的发霉小米，今个吃的是大米水饭，我们俩连汤带饭的都吃了也没饱。班长说，差点就饿着点吧，再做没米了，也来不及做了。我俩正往兜里装碗筷，连里的集合号响了，接着又上路了，两只脚走得前后都是血泡，也不知道疼了。
　　走到天黑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到了一个城镇时，上级下令暂停，叫部队做饭吃。我们一边吃饭大雨一边下，伸手不见五指，一个雷一个闪的。吃完了饭，大伙说，这黑里咕咚大雨抛天的，走不了啦。班长说，咱们都靠在一起休息吧，可千万别卸装。刚说完，通讯员就挨着门的传达命令来了，准备出发，还特别嘱咐，要把鞋带儿系好。我听了这命令，心里说，这大雨天没有好跟脚的鞋是不行呀。就把一双新的大鞋换上了，还一边穿一个眼儿把鞋带系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按当时说，这种鞋最结实，帮儿厚底儿也厚，心想淌一宿水也没事。刚换好了鞋，连里的集合号响了，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就出发了。下了一宿雨，走了一宿路，天亮了也没宿营，接茬走。我就觉得有石头硌脚了，坐在路旁想倒一倒鞋里的石头子儿，谁知抬起脚来一看，鞋底儿上头一个大窟窿，后头一个大窟窿，又瞧瞧另一只鞋，也是前后都磨透了。一双新鞋，只穿了一宿就扔掉了。
　　就是在这艰难的条件下，同志们顽强地坚持着，步步紧迫逃敌。沿途收复了通城县、平江县等几个县城，后来到了长沙。
　　九、 驻守长沙 
　　我们本来是准备在长沙打一场恶战的，谁知国民党驻守长沙的陈、程二位将军深明大义，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了。
　　那天夜里我们一进城，就到处鞭炮齐鸣。市民和工人们都站在街道两旁夹道欢迎我们。当天夜里我们住在了长沙市绥靖公署，几天后又搬到了街里，守卫长沙。据得到的消息说，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以及地痞、流氓、散兵等等，手中掌握的武器超过我们好几倍，我们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一进长沙我们就组织了巡逻队，三个人一组，两小时一班儿，昼夜不停，每个人每天夜里至少得轮到两班儿。巡逻的重点是火车站、码头、戏园子、电影院以及街道繁华区。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半年多，才清剿了特务组织，收容了国民党流亡散兵，组织起贸易公司，控制住粮价暴涨，稳定了民心，稳定了整个长沙的局面。
　　192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快人心的好事，然而一些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因为国体问题闹情绪。当时，湖南大学、湖南清华大学、湖南革命大学、湖南师范学校都集中在长沙湘江南面岳麓山脚下，这些学校里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对国体有意见，公开说工人阶级是双手持空拳的阶级，不能领导国家，应该让资产阶级领导国家，成为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将我们调到岳麓山脚下，维护学校的安全稳定。我们在这里守卫了几个月。在上级领导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知识分子们逐步认清了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提高了对国体的认识，没有出现任何波动，我们完成了任务。
　　十、 赴朝作战
　　1950年6月间，我们奉令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航空学校场务队，开始筹建双榆树机场。当时东北空军新招了上万名青年学生，为了加强青年团工作，急需将原有的青年团小组改建为青年团支部，军区领导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办了一个临时学校，培养青年工作人才。我到双榆树机场时间不长，就被送到军区的临时学校去学习。
　　学习期间，访苏慰问团从苏联回来，在我们军区休息，领导请他们给全体学员作一场报告。大伙一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呼雀跃的。这天，我们早早就来到东北军区空军卫士报社大楼集合好了，等候慰问团的到来。时候不长，在大伙热烈的掌声中，慰问团成员蔡畅、魏来国二位领导走上讲台，给我们作了国内、国际形势报告，特别说了中苏关系问题，说斯大林已经把空、海军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就等毛主席的一声令下，就去解放台湾。学员听到这消息，情绪十分高涨，巴掌都拍疼了。
　　听完报告没过几个星期，国际形势突变，朝鲜战争爆发。校领导找我谈话，说是部队领导来令，要我提前离校，我们的部队就要出国，开赴朝鲜前线作战，现在已到安东，进行准备工作。接到命令后，我便离开了学校，重返部队。赴朝鲜部队的组建很严格，年龄较大的、思想较差的都得减下去。组建好部队后，便开始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还学习了朝鲜地理、风俗习惯。指导员特别提到我，说孙世清，你要把学校学来的东西发挥在朝鲜战场上，把我们连的青年工作活跃起来，确实起到党的助手作用。
　　大概在1950年底或1951年初，我们空军地勤工程兵在一天黑夜里从一座便桥上过了鸭绿江，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朝鲜前线。
　　十一、在板桥里
　　那天夜里，我们过了鸭绿江，背着武器和炒面，脚踩着大雪，咔吱咔吱地前进着。走了没多久，就渺茫地看见前边一片废墟，同志们都低声说，这就是新义洲，是美国鬼子的飞机给炸的，恨得大伙咬牙切齿的。说着说着，敌机就来了，冲着东南方向的小凹就扎下来了，咕咕咕一梭子机关炮，嘎的一个大炸弹，接着就来回打转转，轮番扫射投弹。指导员大声喊，同志们不要乱跑，赶紧顺着公路跑步前进！不要吸烟，防止暴露目标！走这一夜也记不住挨了几次炸。天刚蒙蒙亮就得宿营，往树林子里一蹲，各挖各的掩体。一蹲就是一天，一壶凉水就炒面，水不够喝就抓把雪揉嘴里，不然的话炒面糊嗓子咽不下去。
　　一气走了十来天，来到顺安机场西南面一个叫板桥里的小村庄，这才住下休整。这几天夜行军中，有好多战友中弹负伤被送回国了，载着装备和物资的汽车营，到板桥里后只剩下两辆车了。我们将剩下的两辆车隐蔽在一个小山沟树林子里。当天夜里派我值班看车。我发现只要一听见飞机嗡嗡的马达响，就有特务从四面八方山上的树林子里，往藏车的地方打信号弹。从哪儿来的信号弹，我就嘣嘣地往哪儿放几枪。这一班岗，我打出去几十发子弹。等把我换下去后，也不过两班时间，那两辆车到底被敌机给打着了。我们住的小村庄离藏车的地方不远，我下岗回去后根本没睡着觉，就吹集合号了。朱连长说，敌机发现目标了，我们趁着天还没亮，赶快到山上树林子里去挖掩体，把炒面、水，还有高梁面饼干都带上。连长讲完话，我们连就奔了村庄西南面的那座山。
　　等我们把掩体挖好了，天也亮了。我们正在吃饼干的吃饼干，吃炒面的吃炒面，就听防空岗的枪声响起来了，嗄嗄的一枪挨着一枪的往北响，防空号也吹响了。我们赶紧都蹲在自己的掩体里，顺着树空儿往南看，眼瞅着一群敌机往冒烟的那两台汽车去了，到了小村庄的上空，敌机变了队形，擦着树尖扎下去，投弹，扫射，他走，他来，几十架飞机不断头地狂轰烂炸，一直打到太阳平西。那飞机扔是汽轴弹，一出飞机弹舱就着，如同从天上下火一样，掉在地下就是几十米一大溜儿，全是大火球，掉房上房子着，掉地上地也着，连房子带地烧得浓烟滚滚。
　　黄昏时分敌机返航后，我们怒气冲天地跑出来，站在小山头上四外一看，烧得那叫一个惨，凡是眼能看得到的地方，就没有不冒烟着火的。恨得我们心里说，要是能把这帮豺狼抓住，就是嚼碎他也不解恨。这时连长、排长一齐喊，快下去救人！我们赶紧往村庄里跑，哪有人哭叫就奔哪跑。我们二、三个人听到几间小民房里有哭叫声，就冒着浓烟冲进去，一看是位朝鲜老妈妈，就背的背，把老妈妈救出来，直奔卫生所跑。到了卫生所一看，别的排的同志已经背来了不少朝鲜老乡了，除了老人就是孩子，脸上身上都烧成了糊嘎渣，凸着黑血泡。孩子们哭的哭嚎的嚎，惨不忍睹。救完人本想灭火，抢出一些东西，可是附近没有水，再加上朝鲜老乡的房子都是用稻草苫的，没法救。这个小村庄慢慢地就烧成了灰烬。
　　十二、排除定时炸弹
　　我们在板桥里休整了几天，上级又来令，要我们到顺川机场去执行任务。我们的驻地是一个小村子，叫下里。到了下里后，首先是打山洞，安排好住处。我们这个排在一个大悬崖底下打了一个大山洞，先是直打，打进二、三十米，然后再往横向打，还是二、三十米，才能住人。住人的地方两边搭着铺板，中间有一条过道，铺板不能紧靠着墙壁，因为洞壁长年外滋水。洞里很潮湿，被褥衣服一宿就潮得粘乎乎的。我们就在这潮湿的洞里住了一年零八个月。
　　我们住的山洞打了一个多月，安排好住处后，就开始修建机场。繁忙的工地，很快就成了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二十四小时轮番轰炸。开始来的敌机都是野马式轻型轰炸机，在高射炮兵和空军的保护下，工地人员和物资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我们很快就完成了主体工程一天上午十来点钟的时候，我从山洞子里出来，来到东边小山头上，刚在一棵大松树底下坐好，就看到高射炮朝机场南边上空开了火，爆炸声炒料豆一样嘎嘎地响。我抬头往南一看，唉呀呀，黑压压一片野马式敌机，乌云似地遮过来了，一时难以数清多少架了。我立刻站起身来，紧贴着大松树，敌机从西来我就转到松树东边，敌机从东边来我就转到松树西边。忽然身后一声巨响，我急忙转过身来，往机场方向望去，只见冲天高的土柱遮满了机场的上空。抬头一望，只见空中飞着三架B—29美国战略轰炸机。原来敌人使个声南击北之计，先是轻型轰炸机从南面飞来，把我们的高射火力全都吸引过去，战略轰炸机再多北面飞来，等我们发觉时，这些庞然大物已经到了机场上空，投下了重磅炸弹。机场的主体工程一下子全都给毁了。我跑回山洞，看到同志们也都伏在洞口发愣。有一颗炸弹正投在洞口的碎石头堆上，炸了个大坑。三班长有一个小收音机，夜间就听到台湾美国之音报导，三架美国战略轰炸机在我们机场投入八百多枚炸弹。更恶毒的是，敌人还投了很多定时炸弹，一会儿这儿轰的爆炸一个，一会儿那儿轰的爆炸一个。如果不清除这些定时炸弹，就没法重修机场。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山洞子里开了班务会，向上级递交了请战书，请求第二天就开始排除定时炸弹。第二天连里召开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说是要等接到命令后再起炸弹。同志们知道这是上级为了避免伤亡过大，可是看到不排除定时炸弹，耽误工程进度，都很着急。
　　几天后，上级下达了排除定时炸弹的命令。接到命令后，我们先是做了好多小红旗，然后大伙拿着旗子到后机场去查，哪里发现定时炸弹就插上一面，查完后数数手里还剩下多少面旗子，就知道机场有多少定时炸弹还没爆炸了。接着便做排除炸弹的准备工作。我们支部决定先去一个班，挖出一个做试验，然后再全面开花。那天下午会开完后，我正在防空洞口站着，通讯员小萌突然跑到我面前，悄悄地说，孙班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问有啥好消息，他说明天要起定时炸弹了，连长说叫你们班先去，做个示范。我说太好了，我们班的劲头全都憋得足着哪！谁知这消息一传开，别的班不干，特别是我们排另外那两个班，都去找排长。排长又找我，说明天咱们全排都去得了，不然，叫你们班先去，别的班有意见，同志们想先去取点经验。排长说那好，明天早上吃完饭，咱们全排集合，都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全排就扛锹的扛锹，拿镐的拿镐，还有大锤、杠子、绳子等工具，来到了机场。连长也来了。巨大的定时炸弹从高空落地后，就深深地扎进了地下，地面上只看到一个弹坑。碰到头一个弹坑后，我们就组成了几个小组，一个小组挖坑，另的组散开隐蔽，以免发生意外。根据炸弹的偏度和坑底有流沙这些情况，我们决定把坑口开大一点儿，这样才好往外拽炸弹。我们全都把外衣一脱，穿着小白衬衣，抡圆了膀子大干起来。虽然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但同志们全没把它当回事儿，大家都知道，只要它一炸，我们谁也活不了。干了一会儿，汗就顺着脸往下流了，身上的衣服水涝了似的。实在吃不住劲儿了，就换上另一个小组接茬干。当我们挖到一人多深的时候，来了三架敌机，连长说注意隐蔽，我们干活的同志就身子贴到坑边上，眼盯着天上的敌机。这时，我们的米格雄鹰也飞上了天空，双方在空中较量上了。一会儿，我们的高射炮开了火，敌机中弹起火，一头扎在地下，机毁人亡。望着一头扎在地下的敌机，我们拍手大笑，干得更猛了。一直挖到七米多深，才见着炸弹。等坑底下的同志，把大绳拴好上来后，大家攥紧绳子，排长一喊口号，一、二、三！滋溜一下，上来了。我拿起一个大杠子，扎在绳套里说，赶紧过来一个人，跟我抬走。一个同志抄起了杠子的另一头，我们俩抬起就往北跑，那定时炸弹有三百多磅，足够我们抬的。我们一口气抬到北河坡下头，撂在那儿就往回跑。我们排的同志们直向我俩招手笑，到了跟前都说，全捏着一把汗呢，恐怕炸弹一翻脸，炸得找不到你们的尸首。
　　我们连成功地起出第一颗定时炸弹后，全大队开始总动员，传达了上级的命令，要全力以赴，务必在两天之内排除整个机场上的定时炸弹。动员会后，整个机场就沸腾开了，三人一组干起来，炊事员送饭来了，蹲在弹坑边上划拉几口，碗一放就接茬干。这仗比两军阵前刀对刀枪对枪的还难打，一是你不知道身边的炸弹何时爆炸，总是提心吊胆的，再加上敌机轮番的前来扫射，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同志们一个个脸不变色心不跳的低头猛干，干了一天后，抬头一瞧，整个机场都堆上了大土堆，都布满了“大口井”。敌人扔的炸弹一般都在七米多深，头一天没见挖出炸弹，又干了一宿，第二天挖得就快了，一个个炸弹都被挖出来了，码到了南面渠道沿上去了，码了一大溜。有留细心的数过了，说有二百多颗哪！
　　这以后，哪里机场有定时炸弹，上级就把我们调到哪里去排除，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我们都是胜利完成任务。同志们的共同语言是：碎了算，不碎干！1953年在新义洲机场排除定时炸弹，一天中午开饭哨声一响，我们把铁锹往地下一扎，就往饭挑子跟前跑去了。这天大师傅送的是馅包子，一个包子还没吃完，我们三个人起的那颗定时炸弹爆炸了，轰的一声巨响，土烟土块崩起十几丈高，全连的同志们都愣了，直瞪瞪地盯着那弹坑。这时在我后边的一个同志说，你们三个人真够命大的。吃完饭，我们几个人到大弹坑沿上一看，连一个铁锹都看不见了。如果人在里边，骨头碴子都得找不着了！至今回忆起来，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
　　十三、震耳成聋
　　人们常用震耳欲聋形容声音多么的大，其实真正大的声音就不只震耳欲聋，而且震耳成聋了。我的耳朵就是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鬼子的炸弹声音震聋的。
　　那是一个傍晚，我正在山洞口底下站着，突然来了一辆大卡车，司机跳下车，说是上级有命令，叫我们这个班去一个人跟车，到火车站拉一趟草袋子，我听了就自己上了车。司机说，咱们可得注意防空，你在上边听着点，防空哨枪声一响，你就接着打枪，我好灭灯。我说好吧。他就开车上了道。去的时候天还不太黑，没打灯，一路平安到了火车站。回来时，天就黑得看不清道了，快到机场的时候，司机就把车灯打开了。我对敌情的警惕性也模糊了。走到一个夹皮沟高处时，敌机已经到了头顶上了，我们还不知道呢，汽车的大灯还开着呢！我忽听高射炮响起来，抬头一看，干了，我们的高射炮已经把天都打红了。我喊两声闭灯司机也没听见。我把冲锋枪把子顺过来，照车硼子上当当就是两下子，还是没有停车。我嗖的跳下了车，还没容着地，轰轰两颗炸弹就响了，正投在我上边小土坡上，呼一下子就掀了我一身土，差点把我满埋上。我使劲拱出头来，抖掉头上和身上的土，扶着陡坡慢慢地站起来。我觉得头嗡嗡地响，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我站着愣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地顺着路去找汽车。汽车已经滑下去很远了，正停在路上等我哪。司机同志一看到我，就跑到我跟前，一把将我携到车上，说快跑，敌机还在咱们头顶上哪！这回也不敢打灯了，摸着黑跑到家。我这次尽管又从敌人的炸弹下捡了一条命，可是耳朵却被震聋了，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十四、反细菌战
　　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弹。我方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但是美国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向北朝鲜和我国边防地区投掷细菌弹。
　　这天夜里，正当我值班，天将破晓时，我听到天空传来敌机嗡嗡的响声。不一会儿，炸弹就嗖嗖地下来了，扔到了我们住的小山包的后边。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可是听到的不是嘎的爆炸声，而是砰的一声闷响。我感觉不对头，怀疑敌机扔的是细菌弹，赶紧叫醒全班的人，又跑到连部，向连长、指导员报告了情况。连长听了我的报告后，一边叫通讯员通知各排集合，一边紧急通知大队部。没过多大时候，大队部就派来了医生 ，要求我们都要戴上口罩、风镜、手套，把裤腿、袖口都扎紧，再挨着个儿的浑身都喷上消毒药水，喷完一个出去一个。头一个先喷我，为的是好领着大伙找目标去。准备完天也就亮了，跑到细菌弹跟前一看，原来细菌弹一落地就两半，弹壳在地上躺着，里边什么也没有了。再往地上一看，白茫茫的雪地上，老鼠爬的脚印密密麻麻的遍地都是，可是找了半天，一个老鼠也没有找到，全都钻洞里去了。再往旁边的树枝上一看，苍蝇、蚊子、蜘蛛落得到处都是，已经蔓延了很大一片了，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找石头片，一手拿一片，照准树枝上的苍蝇、蚊子、蜘蛛，挨着帮儿地拍。我们全连拍了半天昆虫，可哪能拍净呢，有的飞远了，有的高高地落在树顶上够不着，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些跑掉的老鼠和昆虫，就是美帝国主义罪行的铁证，肯定会给朝鲜人民留下祸根儿。
　　十五、小司号员死
　　我们连的小司号员年仅18岁，个不高，很粗实，圆圆的大脸盘上长着一对小眯缝眼儿，又好说又好笑，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们到哪儿去干活他都要跟在后边去聊天。平时没人叫他的名字，都叫他的外号——胶皮肚子。为什么得了这么一个外号呢？在抗美援朝初期，我们吃的都是自己背的炒面，等到中期运输线打开后，就供应高梁米和大米了。一吃高梁米饭的时候，小司号员就吃得很少，糊弄糊弄就得，要是一吃大米饭，他就使劲吃，肚子如同胶皮做的，有松紧份儿。同志们就叫他胶皮肚子了。那天，我们三、四个人，在机场南头挖油库掩体，掩体里很闷，休息时就到处面来了。我们坐在掩体南沿上，小司号员坐在北沿上。时间不长，就听见敌机的声音，转头往后一看，三架野马式敌机，擦着后边山上的树梢，直奔我们冲下来。小司号员站起来就吹防空号。眨眼之间，敌机就到头顶上了，我们几个人一打滚，就滚到掩体里去了，滚得浑身是土，栽得愣头愣脑。紧接着就听见嘎嘎两颗炸弹爆炸了，掩体上棚的松树枝子哗啦落了一地，烟土呼地一下子就腾起来了，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了。敌机过后，我们爬起身，拍拍头上和身上的土，来到掩体外边去找泼司号员。往北一看，小司号员没有了，又往下一看。可不得了了，他已经滚到下边水沟里去了。我们赶紧跑下去一看，都吓傻了，水沟子里全都是血，一扒拉脑袋，发现有手指头长的一块弹片，把他的咽喉给切断了。我们赶紧去连里报告，连里的几位领导都来了，到这一看都低下了头，掉了泪。连长说，到这个小山上边，找一个平地方，挖个坑，大伙抬着他，埋上边去吧。我们满怀悲愤地将小司号掩埋好了。等回国时，我们将他和我们大队在朝鲜牺牲的战友的骨灰，一起带回了祖国，埋在了东北某地的一个小山上，还在每个烈士墓前立了块小石碑，上边刻着他们的通讯处和姓名。我们在烈士墓前献上花圈，重新举行了葬礼。在葬礼上， 我们宣誓，一定要狠狠打击敌人，血债要用血来还！
　　十六、征服夜盲症
　　这天，上级命令我们夜里到火车站去卸火车，傍晚集合时，有的同志就嚷看不见一点路,往火车站进以时，一边走一边跌跤。天一亮又一点事都没有了。同志们都觉得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情况反映到大队去了，等到一个星期六，大队就给派来了一位医生，是医科大学毕业，自愿报名抗美援朝来的。他给我们上了卫生课，说这叫夜盲眼，是长期吃不上青菜的原因。当时正是开春时节，洞坡、山坡向阳地方，刚有青草芽儿钻出来。他拿出几种野菜的样品，让大家早晚躲开敌机轰炸的时间，照着这些样品去采野菜，采回来后洗净，用老乡的锅煮熟，使净水泡泡就吃。我们认为这是瞎扯，眼睛看不见和野菜有啥关系呢？可还是按照他的话去采了野菜，洗净了煮熟了泡好了，然后跟伙房要点咸盐蘸着吃。后来有人说，这要是有大酱蘸着吃该多好哇！大伙听了都哈哈大笑，说他这是幻想。可无论什么事情你还真别不敢去想，没过两天，我们还真创造出了喷香的大酱来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炒面往缸里一放，加上点水，再加上点盐，一搅和，就成了喷香的大酱了。有了自制的大酱，再吃起野菜来可就美极了。结果，吃了一个星期的野菜，我们的夜盲眼还真的就好啦！到了星期六，这位医生又来给我们讲卫生课，同志们这回可服气了，一个个全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散会后，大家都说，这个医生真叫棒！
　　十七、鱼水情深
　　我们住的山洞子无冬立夏往下浸水，长期潮湿实在是不好受，就在和机场一沟之隔的下里村的山底下，修了一个备用的防空洞，四壁是用从山上砍来的一尺来粗的松木杠子栅的，上边再苫上树枝子和土做好伪装。开始时只是夜里偷偷跑到这个防空洞里来住，后来，敌人气焰不那么嚣张了，我们越住越胆大，白天也时常到这个防空洞里来休息。这样，我们和朝鲜老乡的接触就多了，特别是跟小学生打成了一片。朝鲜老乡的生活真是苦哇！春天，时常看到阿妈妮（朝鲜语：母亲）带着孩子，挎着篮子到山上的松树林子里边去。开始谁也没留心她们去干什么，时间长了才发现，原来她们是到子上去剥松树皮，拿回家搁锅里煮熟了当饭吃。孩子们把它攥成团，边走边吃边玩。早早晚晚的，有孩子到我们的防空洞里来玩，手里也拿着松树皮团子。同志们一见这情景，心里那叫一个不好受哇，就拿出我们吃剩下的东西给他们吃。后来，我跟同志们说，咱们每顿饭少吃一口，只要有咱们在这里住着，就不能让下边房东的孩子饿倒了。
　　一天中午，下边房东的孩子蔫头蔫脑的来到防空洞，跟我们说，叨木，阿巴吉处咕嗖。因为长期打交道，简单的朝鲜话我们都听得懂，阿巴吉是爸爸，处咕嗖是死了，孩子是在告诉我们他爸爷死了。我说走，咱们快去看看。我们几个跑到房东屋里一看，只见老人面黄肌瘦，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一看没死，是饿倒的，就说回去个人，把咱们那点剩饭端来，叫阿妈妮给泡点水，喂喂试试。我们的防空洞就在这房子的后边，同志们一会儿就把一碗剩饭端来了，阿妈妮接过去，倒在他们的大铜碗里，使水一泡，就用小勺喂老人家，老人家还知道张开嘴往下咽，一连喂了几勺，越咽劲头越大。这以后，我们每天打来饭，都先给老人家送下点去，过了些日子，老人家果然自己又会出来了，见到我们就感动万分地说，高嘛私咪哒（朝鲜语谢谢的意思）。我们也用朝鲜语回答，阿呢、阿呢（不用谢，不用谢的意思）。老人不知怎么感谢我们好，就到我们的防空洞里，把我们的被褥、脏衣服拿回家去，拆洗干净重新做好，再给我们送到防空洞里来。
　　有一段时间，因为战争形势紧了，上级传下了命令，谁也不准住民房，都必须搬回山洞子里住。一气住了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听山洞子底下有人喊，叨木，叨木！大伙忙起来，跑出洞口往下一看，原来是一班的房东阿妈妮。我们赶紧下去几个人，把阿妈妮搀扶到洞里。阿妈妮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们，阿巴吉处咕嗖了，让我们帮忙给埋了，还指着我们的铺板请求给做个棺材。我们大伙一听，真是哭不得，笑不得。排长说，先去两个人，把阿妈妮送回去，到那儿看看。一会儿，送阿妈妮的人回来了。说老人家真的死了，邻居们去了不少。有人说只能拆两块铺板，用钉子给钉一个寿材。可是谁会钉呢？还别说，一班还真有这样的人材，到老乡家找来工具，拆掉两块铺板，锯的锯，钉的钉，没超过半天时间，真的做成了一个小寿材。我们将棺材抬到老乡家，按照朝鲜人的风俗，将老人装殓好，抬到东边小山上给埋了。
　　我们和朝鲜老乡的感情真可以说是鱼水情。过年过节的，我们都要请老人们和我们一起吃饭，开军民联欢会。朝鲜的老人们，摞下饭碗，就给我们唱歌跳舞，真是欢聚一堂。附近的小学生，也常到我们的防空洞里玩，我们教他们唱《东方红》，他们教我们唱《金日成将军之歌》。至今我还能用朝鲜语唱《金日成将军之歌》这首歌。
　　十八、修筑东方指挥部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尽了所有惨无人道的武器，也没有挽救失败的命运。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反动派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美帝国主义叫嚣，要用二十六颗原子弹，把朝鲜变成空气。斯大林声明，你美国要把朝鲜变成空气不要紧，小心你纽约、华盛顿点。紧挡着朱可夫又发表声明，你美国如果胆敢向北朝鲜投下一颗子弹，我敢还你十颗。美国还公然叫嚣，要与我军进行两栖作战，也就是要再次从两侧登陆，升级战争。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上级命令我们暂时回国，在安东待命。一个星期后，新、老义州机场被炸，我们第二次赴朝，完成了两个机场的排队定时炸弹和抢修任务。上边提到的在新义州机场的排除定时炸弹差点遇难，就是这时候发生的事。任务完成后，上级又急调我们回国，交给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修一个准备打原子战争的东方总指挥部，代号001工程。彭总对这个工程十分重视，经常坐车亲自到工地视察，要求我们要注意质量，要修好这个准备打现代战争，准备打大仗的要塞。
　　我们在这个工地干了一年多。第一道工序是开窝子。首先，在山头上按计算好的距离，挨着打炮眼，打完炮眼填好炸药，将山头崩下去了一层，然后将土石方背到一边去，再接着打炮眼装炸药，崩完了以后再背土石方。放一次炮也就崩下二、三尺，一直崩到六十多丈深。到了设计深度后，再进行清砟和防水防潮工程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在工作中精益求精。窝子里要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点土渣都不能留，做地基的连山石，要擦得抹布上涮不下混水来。然后是一层水泥一层油毡，总共铺了三层。接着就是扎钢筋架子，四面的墙厚两米，界段墙厚一米，顶棚厚两米，都是直径24公分的钢筋，4公分的空儿。扎完钢筋后站在山头上往下一看，整个是一个大铁疙瘩。扎完钢筋后就是浇筑混凝土。浇筑用的石子、沙子都得用水洗三遍，直到没有混水为止，用的水泥者是英国进口的世界头号水泥波德牌的。浇筑时，每人一米，签名盖章，各负其责。你瞧那工地上，一个个战士手里拿着木棍紧张地等候着，只要搅拌好的混凝土往合子板里上倒，他们便双手握着木棍，一下一下地紧捣固，唯恐有捣固不到的地方，出了蜂窝洞，影响工程质量。浇筑完混凝土后，上面铺五米厚的大眼沙，大眼沙上再打两米厚的混凝土，接着又是五米厚大眼沙、两米厚的混凝土，共铺了三层。然后再把开头起出去的土石方回填回来，将山头做成原来的样子，再用树木、草丛伪装好。最后是打出入口的隧道，蛇形的隧道上设有三道铁门。隧道打好了，我们才算完成了任务。这是项绝密工程从始至终都是秘密地进行着。可是在最后打隧道的一天夜里，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架美国B—26型飞机。后来才知道这架飞机上载着十一名特务，是想投到我国北大荒没有人烟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地渗入内地，窃取军事情报，搞破坏。当敌机刚一出现在工地上空时，负责保护工地的高射炮部队、大口径探照灯部队就盯上了它，霎时将敌机罩在光圈里，绕了几个弯也没有钻出去。我们的雄鹰立即从某机场起飞，将敌机紧紧咬住，咚咚咚一梭子炮弹，击中了敌机有尾巴，敌机起了大火，一头扎在东北方向的大山里。当地老乡全民皆兵，将那座大山围得水泄不通，严密搜查，十一名特务无一漏网。
　　十九、第三次入朝
　　001工程完成后，我们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修建一个一万多平方米的新机场，代号04工程此项工程刚扫尾，一个命令又将我们调到朝鲜开城，我便又第三次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被中朝两国人民打得焦头烂额，损失惨重，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美三方代表团赴开城板门店谈判。开城飞机场不能使用，急需重修。我此次赴朝的任务就是重修开城飞机场。与我同去的共有五人，我是统计员，另外还有一名会计，两名管理员，一名报务员。我们从安东出发，坐志愿军专车，直达开城。到了开城以后，修建机场的人员、材料都已准备好，我们几个分工负责，各包一段，开始实施重修开城机场的工程。我们将大块石头嵌插在地上，在石头上面铺上三合土，将路面找平，然后再用轧道车将三合土与石块轧为一体，民航机就能使用了。机场一交付使用，三道黄杠的飞机就来了，中立国监察小组人员来来往往。我们便加入到机场保卫工作的队伍中。
　　这次入朝与上两次入朝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日常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先说文艺生活吧，祖国各地的文艺团体经常到驻地慰问演出，我们经常能在晚上看戏，看各种文艺节目。像我这样从小放猪放羊，顶着一脑袋黄土泥出来当兵的庄稼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文艺生活，在这里可开了眼了，真是有说不尽的快乐。每次演出，会场上都是掌声不断，朝鲜阿巴吉高兴得嗷嗷叫，乔私迷达！乔私迷达（朝鲜语顶好的意思）！外国记者们的照相机啪 啪的不停地响。至今，在我脑中还留着很深印象的节目，有武汉杂技团演出的“叼花”、北京剧团演出的“断桥”等等。
　　在吃住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起码能安安全全地住上民房了。但是，一来到这里，上级就三令五申，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谁要是在这里违犯群众纪律无条件地执行我军铁的纪律。我们和房东老乡相处得很好。稍微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帮老乡做家务活，打柴、担水的啥都干。我们蠃得了朝鲜老乡的好感，他们对我们的生活也是关怀倍至。就拿吃饭这件事来说吧。我们供应的有白面、机米，当地没有白面，群众吃的是自产的大米，可他们的大米比我们的机米好吃。这样，我们只要吃白面饭，如包子、烙饼什么的，打来饭后就先给房东的孩子端去点，要是吃米饭就不给他们送。一来二去的，房东阿妈妮看出其中的秘密，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到外边来看看，要是我们打来的是面饭，就把孩子叫到屋去，将门一关，不让我们给孩子送饭。要是我们打来的是机米饭，叭！就往我们的空盆子里一倒，再把我们打来的机米饭，就把他们早做好的米饭端出来叭！往他们的盆子里一倒端走，叫我们吃他们的好米饭。这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在这儿住了半年，天天如此，我们全班的同志也是深受感动，分别那天真是依依不舍的。
　　我第三次赴朝还有一个难忘的印象，就是曾越过三八线，到朝鲜最美丽的风景区——大瀑布去游览了一次。那天早上，吃完了早饭就吹响了集合号，指导员说，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代表团的领导为了关怀我们，安排我们通过三八线，到南北朝鲜最美丽的大瀑布游览区去游览。话没说完，大家就哗哗地鼓掌。指导员接着说，今天大家都要换上新衣服，把上级给我们的荣誉——奖章、纪念章都戴上。解散后没多长时间，同志们一个个打扮得焕然一新，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奖章、纪念章，重回到集合地点。连长一声令下，大家上了卡车。途经三八线时，车停了一会儿，指导员指着面前的土埂说，这就是三八线，从东到西全长六、七百公里，四、五米宽，两米多高，有土的地方堆土，没土的地方堆碎石子，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朝鲜人民留下的祸根。离开三八线后，卡车一直开到大瀑布跟前，我们一下车就把大瀑布围上了。这瀑布大约在四、五十米宽，从四、五十米高的悬崖上直奔而下，把山根儿砸出了一个半亩地那么大的水坑，水坑里的水很纯净，十几丈深一望到底。我们随着水线往上走，一路只见满山绿树成林，庙宇凉亭点缀其间，真是美景如画！我们游到了山顶制高点，令人奇怪的是一个人也没看见，没有游人也没有管理人员，只有叽叽喳喳的鸟叫声陪伴着我们。我在游览中还发现，山崖上前人留下的诗词题刻，都是我们中国的汉字，我感到十分自豪。
　　二十、解甲归田
　　1954年底，我们从朝鲜开城奉命回国，开赴浙江前线，驻守金华市机场，枕戈待命。这个时候，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大肆扬言要反攻大陆，美国第七舰队出动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华东沿海已进入局部动员状态。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福建、浙江沿海，上级命令：监视敌舰行动，如果胆敢向我陆地开炮，我军坚决予以还击，叫它有来无回！结果，他们没敢向我大陆放一枪，掩护着国民党残余部队从大陈岛、小陈岛以及其它沿海岛屿撤走。从此以后，形势逐渐和缓下来，我国开始进行军事大改编，国防军由原来的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副排级以下人员复员回乡。
　　1955年，我从浙江省金华市复员回乡，头一站是河北沧州，然后转站通州，由通州转回平谷。回到家里一看，别的都没怎么变，就是我的老妈妈变了，耳朵聋了，头发白了，眼睛也要瞎的样儿，一看见我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俗话谘，儿行千里母担忧，这话没一点儿假。母亲抹着泪水跟我说，你打东北我不知道，打天津我可知道哇，别人都睡觉我可睡不着哇，一个人在过道走溜溜哇，夜深人静时咱家可听得真真的，那大炮轰轰地响成一个呀，一到白天人家可都往我耳朵里灌哪能，说打天津死尸体成堆，血流成河呀！我劝我妈，您别哭了，我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再者说，如果不把反动派消灭了，咱家怎过这样平安的日子呀！这回省得您再跑反了吧？我妈说声好，止住了泪水，又一一告诉我，自你走后，咱村就平分了土地，咱家分到了几亩好地，这几年家里打下的粮食也够吃了，可不向先前你在家时那样，常年吃糠咽菜吃豆腐渣了。我说，您就硬朗朗地活着吧，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妈这才笑了。
　　二十一、大难临头
　　我到家日子不多，就接到县民政局的通知，让我到通县公安处民警中队上班，做人民警察工作。我在民警中队工作了三年，工作没少干，批评没少挨，后来落了个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乡劳动改造。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单位给我的政治待遇不合理，多次反映也得不到解决，我就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一封信，报社将我写的信转回了单位。这下可就像把天捅漏了一样，单位里大会小会地批评我，说我是诬告领导。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起来了，我就被从中队调到大队部软禁起来了，不叫出门，不叫家属见面，就连买日用品也不叫出去。政治干事对我说，以后没有你的活动自由，叭！扔给我一份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让我好好学习。我学了一冬一春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到了1958年春天四月间，政治干事把我叫到大队部北排正房紧西头的屋子里。这是一个堆煤球的小黑屋，只有一张破四六桌子，尘土落挺厚，别说椅子，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政治干事就站着对我说，今天由我来宣布，经过研究决定，你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乡劳动改造。说罢，顺手递给我一份处分材料。我接过材料一看，全明白了。没权的人告有权的人，就是事实也是诬告，有权的人告没权的人，诬告也是事实。我给人民日报社写的信完全是事实，他们处分我的材料则完全是无中生有，胡乱捏造。比如说，够不够三百六（指当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按人头分粮食，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这是上级给的讨论题目。全班坐在一起讨论，有人说够吃，有人说不够吃，我说那得分啥情况，要是大人、干活的人就不够吃，要是小孩、不干活的人就够吃，这就算我反党。还有，说我说大队长是土皇上，那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说我对政委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思，那毛主席还提出整党干什么？我不服，可也没有回天之力，只好带着满腹的冤屈，回到老家劳动改造。
　　二十二、四处申冤
　　回乡后，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太冤屈了，一口气憋在肚子里很难受，我下了决心，一定要给自己讨个清白，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就是十、二十年，只要这口气不出，我就要向上申诉。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也要坚持把官司打下去。第一次上诉，我找的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头天后晌从生产队劳动回来，我吃了一个玉米饼子，往兜里装了一个玉米饼子，天一黑就奔北京走下去了，走了一夜，第儿天太阳一杆子高时到了北京。在监察委员会接待室里，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我把政治干事给我的处分材料从兜里掏出来，递给了那位接待员，没料到她接过材料一看，叭的往桌上一拍，说，我们共产党内都是左派，不要右派。我说，你这样说我可太冤啦！那位女接待员拿起我的材料，站起身就走了。我等了好长时间也没人理了，只好耷拉着脑袋往回走。真是去是一肚子火，回来一肚子冰啊！我这泪水带气咕咚咕咚地往肚里咽哪！回到村后，劳动了三、四个月，我心里不是滋味，这天天一黑我又走了，还是去找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到接待室一看，还是那位女同志。她问我怎么又来了，我说我冤哪，她说你冤找你们单位去，然后就又转身走了，没人理我了。1958年这一年我上访了两次，每次都是去时走一夜，回来时就得一夜加一天，霜打了似的浑身没劲。
　　虽说两次上访都没达到目的，可是我的心还是没死。1959年下半年大炼钢铁，村里叫我到宴庄矿上去干活，一去就是一年多。一到矿上，大伙就选我当排长，后来连里又让我兼任统计员、文化教员、民兵连长，每周上报全连的生产进度，每天晚上给全连上文化课，每天早晨带领全连跑步，训练民兵，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再去上访就没有空儿了。我就只好写上诉信。这次我吸取了教训，决定给中央公安部写信，因为我是河北省公安厅处理的，按系统说，公安厅的上级就是公安部。我发出信后等了半年时间没有音信儿，就又写了一封，还是没有音信儿。1960年底，矿上解散了，我到家日子不多，就又去了北京。这次我一直奔公安部。在一个小东厢房里，一个年轻的男同志接待了我，我把去信的情况一说，他便站起身，叭！一拍桌子，就把我给推出来了，说，这儿不管你的事！我只好耷拉着脑袋回了家。隔了几个月，天一黑我又去了北京，还是直奔公安部，还是那个小厢房，还是那个人。他一见我就问，你怎么又来了？我说，你推出动我多少次我来多少次。他说那好，我到上边给你找人去。时间不长，进来一个大高个，对我说你来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的问题是河北省处理的，你得去找河北省，全国的事都找中央公安部，我们管不过来呀，你去找河北省公安厅去吧。说罢，那人走了又没人理我了。河北省公安厅在石家庄，我到北京上访，装点干粮抄腿就能来，上石家庄走着去没时间，坐车去哪里找车票钱去？后来我又给公安部写了一封信，还把自己的复员证放在信里了，等了些日子还是没有音信儿。我又去了公安部，公安部的人说，你们那部分人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去了，让我到那里去找。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接待室，没几句话就将我打发出来了。后来，我又去了北京市公安局四次，每次都是一推六二五，几句话就把我打发回来，不是说不管，就是说管不了，要不就是哪里处理的到哪里去找。只有一次是劝出来的，不是哄出来的。那次，我把解放东北、华北、华中南以及抗美援朝时，上级发给我的奖章纪念章全带上了，到了公安局接待室，将这些纪念章一古脑全都掏出来，放到了桌子上。一位同志将我叫到另外一个屋，听我说完自己的情况，他很怀疑，说像你这样的老同志，给这样的处分也太重了。我说，您还别不相信，我这不是在这儿明摆着吗。他接着对我说，不管怎么样，你的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不了，因为上级没有这方面的指示，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你听我的话回家等着去吧。好言好语地将我劝出来了。
　　一晃十来年过去了，我的问题丝毫没有进展，看来这样找是解决不了问题了，我便决定另选一条路，直接给领袖写信，申诉我的冤情。每天晚上，小油灯一点，就给领袖写信，信封写的都是：北京，中共中央，毛主席亲自收。我给领袖写了三封信，每次相隔半年时间，可依旧一点音信儿也没有，怎么是好呢？我接着给林彪写信，又是三封，每隔半年一封，信封上写的都是：北京，中共中央，林副主席亲自收，还是没有音信儿。我给刘少奇主席去过信，给《红旗》杂志社去过信，给河北省公安厅至少去过三封信，那是一点回音都没有。
　　二十三、否极泰来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啥事都有个转变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社会上的冤假错案逐步得以纠正。1979年7月间，我的问题终于有了头绪。那天，一辆小卧车停在了我家的小黑茅草房旁，从车上下来三位领导，说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我大吃一惊，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说的官司有了头绪？可是又将信将疑的。我把三位领导让进屋里的小土炕上，让爱人给烧了点水，自己这才坐下来。等我一坐下，三位领导就向我传达了党中央的政策，传达了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为我平反的决定。我听完三位领导的话后，激动得心嘣嘣直跳，脑子晕晕糊糊的跟做梦似的。心里说，看起来这不是我个人的官司，这是社会的官司，社会问题不解决，凭我单枪匹马地再跑二十年也解决不了。如今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邓小平同志出来领导党中央了，我才有出头之日呀！我拉着三位领导同志的手，激动得也不知说啥好了。这时，一位同志又跟我说，现在还有一件麻烦事，就是找不到你的档案了，我们去有关单位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你自己再到本地派出所、公安局去找找。我说好吧。明天我就去。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的档案，先是乡派出所，后又到县城关派出所，接着又到县公安局，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我的档案。我傻了，这可怎么办好呢？没有档案凭啥解决问题呢？别到头儿闹个猫咬尿泡空欢喜吧！回到家里，蔫了好些日子，也不见市局来人，我真有点六神无主了，便又到市局去了。这次，一到接待室，就有人把我领到办公室去了。我把找不到档案的情况，向各位领导汇报后，神情恐慌地等着他们的处理意见。这时一位姓杨的同志站起来，握住我的手，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害怕，就是找不到你的档案，组织上也给你平反。这句话至今我还一字不差地记在心里。当时我听了这句话，就觉得压在心头二十多年的大病块，扑腾一下，无影无踪了。我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心情立刻就变了，我高兴地对那位姓杨的同志说，太谢谢您了，谢谢市委，谢谢市局党委。
　　日子不多，组织上就把我的组织手续、工资手续、安置手续都给办好了，坐着小卧车又给我送家里来了，还给我带来了追补的四百多元工资，一进门就将钱放在我屋里那个小黑钱柜上了。我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了，转了好几个磨磨儿，这才想起让三位领导坐下，急忙吩咐我爱人烧水做饭。当时就没想到，用我补发的工资，买点好酒好菜，好好招待三位领导同志，只是弄了几盘家常菜，买了一瓶二锅头摆到饭桌上。三位领导同志酒没喝，好歹吃了点饭就走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
　　市局的领导走后，我拿起补发的工资，双手捧起来颠了颠，真是感激涕零呀！二十多年子，我孙世清抬不起头来，是邓小平又把我拉回党的怀抱，谁不喊邓小平万岁，我也要喊他万岁！
　　乡亲们知道我平反的消息后，陆续地都前来祝贺道喜，把我家小黑屋坐得满满登登的。有人说，这二十多年，苦滋味算是让你尝遍了。有人说，今后说话可要谨慎点了。还有人说，你可得感谢邓小平啊。我和爱人一边和大家聊着，一边里里外外地招待乡亲们，又是点烟又是倒又是剥糖的，乐得合不上嘴，二十多年的愁纹，这一天就全都乐开了。后来，我又跟我爱人商量，咱遇到了这大喜事，得请乡亲们喝一顿，爱人没有啥意见，我就去买来酒、肉、菜，大伙齐动手做好菜，摆上桌子喝起了喜酒。小屋里笑声不止。
　　二十四、安度晚年
　　平反后，我被安置到平谷县公安局工作。后来因病退休，过了两三年，又改为离休，老伴、子女也都转为非农业户口了。领导对我也很关心，逢年过节的都要来看我，县里乡里还经常组织我们这些离退休老干部学习，开阔眼界。乡亲们都说，孙世畏你算是享清福了。可咱是个劳动惯了的人，，手脚闲不住，总想找点事干，再者，咱要响应党的号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养过羊，养过牛，既锻炼身了体，卖来的钱又能改善生活。后来，我在《北京老干部》杂志上看到人家写的回忆录很有感触，觉得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便又开始写起了回忆录，每天都要写到十点多钟才睡觉。还有一件事，说出来好多人都不相信，我还学起了书法，上了北京的老年大学，参加了平谷县老年书画研究会，立志成为一名书法家呢！
　　总之，我孙世清，从十几岁便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一名革命干部。虽然后来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历经磨难，是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才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但是，我无悔此生。在我有生之年，我要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发挥余热，为两个文明建设多贡献点力量。